坚持依规治党、标本兼治，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加强组织性纪律性，这涉及的则是依规治党的长期性和根本性。
[2]但问题在于，我国的授权立法一直十分不规范，存在严重的空白授权、扩权立法、转授权、授权不均衡、立法程序不民主等问题。因此，财税问题应置于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背景下来考虑，这样也会超越狭隘的地方增收考虑，跳出单纯的形式主义法治路径，在改善总体公共治理目标下予以观察。
一、税权的行政化 税收法定原则旨在体现财政民主价值，让纳税人（通常是其代表）决定税收要素，其防范的对象是行政机关。在这样一个机制中，因为没有不受制约的权力，也就不会存在单一的行政主导。《立法法》明确规定被授权机关不得把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但国务院对财政部、发改委、国家税务总局或地方政府的转授权屡见不鲜，如在《房产税暂行条例》明确规定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免缴税的情况下，国务院仍于2011年授权上海、重庆等地进行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的改革试点，两地政府也依此制定了实施办法以试点名义征税。反观我国，是既采纳了对称制模式中的地方财力小，又采纳了非对称模式中的中央财权大。这表明在我们的体制安排中，对政府征稅的约束十分有限。
英国税收立法权集中于议会，财权集中度高达90%，但是通过政治法律机制，财力经转移支付被大致均衡地分配到了各级政府。二是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既以法定为由禁止地方税收立法权，又在税权高度中央集权的情况下怠于向地方转移必要财力。另一种民法的限缩以《瑞士民法典》为代表的主观限缩。
之所以要强调严格依法办案，是吸取了过去由于片面追求从重从快打击严重犯罪分子而造成部分冤假错案的教训，确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二是将扫黑除恶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有效铲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⑥]德国法学家耶林曾经说过：罗马帝国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基督教)，第三次以法律。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对犯罪情节较轻的其他参加人员，应当依法从轻、减轻处罚。因此，必须针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进行集中整治，将打击锋芒指向群众反映最为强烈、最为深恶痛绝的黑恶势力，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
这是民事侵权救济的基本原理。要铲除黑恶势力，必须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发挥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同时要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研究私法，尤其是研究民法的人一般会强调民法对私权利的保护。如果人家反问，民法学者除了民法以外对行政法和刑法懂得多少？我个人认为像苏永钦教授那样既通晓行政法又通晓民法的学者在世界上应属凤毛麟角。
早年开始学习法律的时候，一看课表最先发现的问题就是，这民法的课怎么这么多？。我自学习民法以来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民法是不是太大了。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与长效机制建设 熊秋红 对于涉黑涉恶问题，除了开展专项斗争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建立长效机制，通过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实现扫黑除恶的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如《意大利民法典》，接着是《葡萄牙民法典》、《荷兰民法典》等等。
黑恶势力为了寻求生存和发展，通过各种手段向政权部门渗透，寻求国家公职人员作为保护伞。后来我又发现，这个大民法肯定会被别的部门法讨厌。
的确，时代的发展市民之间的法律关系再不像过去那样简单，而是越来越复杂，但是，值得思考的是，第一，在一本过厚的法典中分门别类地将各种内容放入，与将各种内容分门别类分册成典之间究竟会有多大的区别？第二，制定一部所有的法律关系无所不包的巨大法典是可能的吗？答案是肯定的，但应该分门别类，各司其职，相互协调。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无用的条款。
因为影响会越消越大，往往会发生，本来是没几个人知道的事，而因消除影响让更多的人都知道了。正是基于这种问题意识，以下将从两个方面——即公法规制的角度看现行法是如何用公权力对私权进行保护的。问题是，民法典到底应该包括什么样的内容？是不是应该将消费者合同、劳动合同、知识产权法，甚至商法总则等等都放到民法里面去？ 关于消费者合同，我们仔细想一想，它和一般的合同最大的区别在哪？就是在于主体市场地位不平等。要严格落实行业监管责任，对日常监管不到位，导致黑恶势力滋生蔓延的，要实行责任倒查，严肃问责。各部门应当齐抓共管，综合运用多种手段预防和解决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突出问题。这样做有利于在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的同时坚守政策和法律底线，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最终达到对涉法涉黑问题的常态化治理。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急于废除治外法权，并提出脱亚入欧的国策以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但是，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对民法典中如何就人格权立法这一问题本身展开讨论，而是对各部门法中与人格权相关的现行制度进行一次梳理。
《日本民法典》的条文数是在那个时代的民法典里最少的（仅1044条）。因此，当民法典立法的时候，必须考虑这种协调关系。
一种以《日本民法典》为代表的源于客观条件的限缩。尤其是二战后，新的国际秩序的形成导致了部分国家的外部关系，尤其是国家的内部关系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自然会要求民法典本身以变化来应对。
所以各个国家、学校研究民法的老师、研究人员是最多的，而这又是工作量大所决定的。十九世纪后半页后，人类步入了以工业经济为主的社会。比《意大利民法典》更厉害的就是《荷兰民法典》的大规模修改，好像现在还没有完成，因为内容太庞大了。对于涉黑涉恶问题，地方党委政府要有坚决的态度，支持公检法机关依法办案，尤其要查清其背后的保护伞，更是离不开地方党委政府的有力支持。
劳动合同好不容易从民法中剥离出去了，劳动者好不容易得到更好的保护了，现在又要拿回来，这不是退步吗？ 还有知识产权法。从预防与救济这两方面来看，民法只能做事后救济。
正是由于《法国民法典》以及后来的《德国民法典》的扩张，才显示出民法的无穷威力和对社会无穷大的作用。再如，不正当竞争，让我们民法学者来讲一讲、聊一聊它跟民法怎么链接？以及刑法怎么跟民法链接？民法怎么跟行政法链接？恐怕像我这样的一般民法学者根本说不清楚。
要严格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将预防打击黑恶势力纳入综治工作（平安建设）考核体系，将考核结果作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它必须要行政公权力介入并进行监控、监管，确保互联网良性发展。
注释： [①]本文为社科基金项目（13AFX014）的阶段性成果。[2] （二）当下时代民法的扩张与限缩 在当下这个时代，到底应该怎么看民法的扩张与限缩呢？其实从上个世纪中期开始，一些传统的采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就开始琢磨新型的民法典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了，同时他们也考虑到民法应该修改了。强调自己学科的重要性是必要的，但需要有度。应当健全帮教管控机制，对涉黑涉恶的高危人员进行动态化、常态化管控。
民法上的私权利独立出来，其主要目的就在于不让私权利受到公权力侵害。虽然后来通过修改又增加了一些，但其他国家的民法典在修改过程中增加的更多。
（三）以刑法刑罚规范发挥警示与震慑作用——与民法行为规范的关系 再看一看民法行为规范与刑法的刑罚规范的关系。来源：《人民法院报》2018年1月28日第2版 进入专题： 人格权保护 。
在此基础上，决定进行新一轮的专项斗争，并且在提法上从打黑除恶改为扫黑除恶，意味着在广度、深度、力度上的进一步加强，体现出该项斗争所具有的全面性、彻底性、综合性、协同性等特点。是的，前提是人人都有良知，如果是这样，则如一句笑谈所言：那还要警察干什么？质言之，还要法律做什么？ 五、结语 我们对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位置应该有一个充分的、清醒的认识。
